開爾公司行賄案涉及105名國家公職人員 公司年營銷2億的秘訣是送錢

破除“圍獵”與甘于被“圍獵”的同盟

圖為昆明開爾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鄭少峰接受調查的場景。（資料圖片）

浙江省溫州市甌海區紀委監委堅持查受賄帶行賄的“1+1”做法，注重及時總結經驗，堅決斬斷利益鏈。圖為該區紀委監委工作人員在核對一起行賄案件中涉及的企業相關賬冊。 （資料圖片）

“開爾行賄案涉及105名國家公職人員，涉及省管干部9人，處級及以下公職人員96人。其中，立案審查調查并采取留置措施12人，省管干部3人，處級干部3人，其他公職人員6人。黨紀（政務）立案24人，省管干部5人，處級干部14人，其他干部5人。”日前，云南省紀委監委推出警示教育片《開爾行賄記》，披露了昆明開爾科技有限公司通過“圍獵”黨員干部和公職人員，攫取不當利益最終受到懲治的個中細節，釋放出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的強烈信號。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十九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工作報告指出，探索推行行賄人“黑名單”制度，嚴肅查處多次行賄、巨額行賄行為。實踐中，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準確把握和有效執行“受賄行賄一起查”，不因調查受賄而忽略行賄，也不因配合取證而造成行賄無罪錯覺，精準施治形成了有力震懾，持續保持反腐敗高壓態勢。

靠送錢擺平領導拿下項目，5000元起家的開爾公司短短幾年實現年營銷2億元

短短幾年間，就將業務做到覆蓋云南全省16個州市，在11個州市成立分公司，涵蓋全省法院、檢察院、公安等單位，年營銷額達2億元。靠著企業法人5000元起家的昆明開爾科技有限公司，在商業版圖的擴張上堪稱“奇跡”。

這家成立于2002年的公司，主要提供信息化智能化規劃、設計、集成、運維等服務。但令人費解的是，作為給各大單位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技術服務的公司，重心卻并不在技術上。從財務報表可見，公司大量費用是營銷費；從人力資源配備情況看，公司大量人員是營銷人員。

那么，這樣一家架構奇特的技術公司又是如何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拿下招標流程嚴格的政府采購項目的呢？

伴隨著去年10月的一條權威發布，這個令不少人迷惑的問題逐漸揭開了答案。2020年10月16日，云南省紀委監委發布消息，昆明開爾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總經理鄭少峰涉嫌嚴重違法，向公職人員行賄，已被留置，配合調查。

“送錢，就可以把一些領導擺平。送錢，一些領導就同意讓你做一些項目。”在調查中，鄭少峰坦言自己公司高速擴張的“秘訣”就是“送錢”。

調查發現，開爾公司的財務處有一張送禮專用的“資金儲備卡”，卡里常年放著過百萬資金，名義上是差旅費，實則是行賄儲備金。自詡“不懂管理”的鄭少峰給予了員工極大的“信任”，“公司里包括我本人送的一些紅包、錢，還有他們業務員送的，我們從來不做任何記錄，財務上面不允許有任何痕跡。”“他們說需要十萬、二十萬、三十萬、五十萬、一百萬，我都會答應。”“花得少”反倒會引發公司不滿，業務員張家勇回憶，鄭少峰曾“點撥”他：“為什么說你獲取不到項目？沒有舍得花錢，沒有更多的開支。”

2010年，鄭少峰結識了昭通中院院長陳昌，為擴大公司在昭通的業務，鄭少峰在試探中一步步拉近與陳昌的關系。從煙、酒、土特產等禮品到現金，得到“認可”的鄭少峰不再拐彎抹角，而是直接跟陳昌討要項目。此后，陳昌走到哪兒，鄭少峰的業務就跟到哪兒。2017年底，陳昌調動到玉溪，鄭少峰隨之開辟了新市場。十年間，雙方各取所需，陳昌利用職務便利為鄭少峰承攬了6000多萬元的項目，他也從中非法獲利400多萬元。

據辦案人員介紹，陳昌對鄭少峰的幫助主要是安排基建辦人員打招呼。開爾公司通過他們下面的技術人員把信息參數提供給昭通中院，昭通中院據此作為開標標準，開爾公司同時還會找到幾家相同資質的科技公司圍標串標，從而成功中標。

一把手等“關鍵少數”在“誘餌”面前失去底線，招投標等制度設計淪為表面文章

在鄭少峰的授意和示范下，開爾公司銷售員都鉚足了勁送錢擺平領導。其中，因“拿下”21名國家公職人員，搞定了多個項目的業務員殷永平，更是被稱為公司的“銷售冠軍”，最高拿過百萬年薪。

提起成為“銷售冠軍”的原因，殷永平有著自己的“獨門秘笈”：“單位的一把手、分管領導和經辦人，基本上就是這些”。從一把手到分管領導，從技術員到普通工作人員，只要能成為工程招投標的“關鍵人物”，開爾公司都設法進行“圍獵”。

昆明市西山區法院原工作人員吳浩，是一名技術型干部，其與直接領導、該院司法行政科原科長任鳳春，在法院多媒體會議室信息化升級改造、IP地址管理系統采購等項目中具有一定的“話語權”。

任鳳春曾對吳浩說，如今社會上的“潛規則”是，要是不給公職人員好處，就拿不到工程，誰給的多誰就能拿到。他們給點好處費，是理所應當。他還美其名曰“多贏”，信息化項目做好了，不管是領導的政績，還是單位的信息化建設工作，包括經辦人也有了業績，“公司有錢掙，我們有錢拿”。

正是在這樣的錯誤思想引導下，吳浩開始利用手里的權力謀求利益。“銷售冠軍”殷永平驚嘆，吳浩是她在開爾十多年來遇到的唯一一個主動開口索要工程回扣的人。吳浩要求，如果項目中標，就要按照他們的規矩，回扣是項目中標價的15%。

理論上來說，政府招投標項目有著嚴格的程序。但是，當上級領導毫不避嫌，極力保薦一家公司時，所謂的程序就形同虛設。辦案人員介紹，在昭通中院的黨組會議上，陳昌直接推薦了開爾公司，他還會親自打電話給水富、鹽津等基層法院院長，直接授意讓開爾公司來承建相關信息化建設項目。

“想讓哪家公司中標，其實沒有想象中的那么難。不是百分之百，但是我可以給他加分。”熟悉了采購流程的吳浩對于相關的制度設計不以為意，也對開爾公司的圍標串標的能力手段十分熟悉，“我們只要掛網就行了，他自己能中這個標，輕車熟路”。

最終，殷永平拿下了這個項目，并給出了合同價10%共計40萬元的回扣款。殷永平如法炮制，又“擺平”了多名領導，拿下了多個項目。

除了招投標的相關負責人員，與工程款撥付相關的“一支筆”也是開爾的重點“圍獵”對象。楚雄州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周映樞，曾在昭通中院任副院長，主管基建和后勤，其簽字至關重要，但是他的貪婪連鄭少峰私下里都覺得“刀子太狠，要的太多，讓人受不了”。

“市場經濟一旦陷入劣幣驅逐良幣的態勢，最終受害的將是每一個企業，每一位市場參與者。”云南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佴澎分析指出，開爾公司的這種做法似乎只要買通了某個領導干部或者關鍵崗位的公職人員，企業就可以不重視創新、不重視服務，甚至不重視規則，如果這樣能夠贏得市場和利潤，勢必就會造成一種惡劣的示范效應。久而久之，將徹底擾亂市場風氣，努力創新、踏實肯干的正氣低頭，劍走偏鋒、鉆頭覓縫的邪氣抬頭。

破除“圍獵”者和被“圍獵”者攻守同盟，精準施策打破權錢交易關系網

賄賂犯罪的對向性決定了行為雙方形成共同的利益鏈，圍繞權力與金錢相互依賴、相互吸引、相互利用，結成心領神會的攻守同盟。

面對“圍獵”與甘于被“圍獵”者，云南省紀委監委堅持“查受賄帶行賄、查行賄帶受賄”，在查處違紀違法黨員干部和公職人員的同時，對行賄人也依規依紀依法進行處理。以開爾案為例，從總經理鄭少峰到副總張學奎，以及殷永平、張家勇等多名業務員，都已先后被留置，等待他們的將是法律的制裁。

類似開爾公司這樣的“圍獵”，令人震驚但也并非孤例。在各地紀檢監察機關查處的案例中，“圍獵”者手段多樣且頗為隱蔽，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紀檢監察機關一起查，同遏制，讓“圍獵”者付出代價。

“對黨不忠誠不老實，貪欲膨脹、濫權妄為，將公權力作為謀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權錢交易，在任職地區產生了惡劣的社會影響。”7月5日，海南省紀委監委發布通報，構成嚴重職務違法并涉嫌受賄犯罪的海南省委宣傳部原副部長張美文受到開除黨籍和公職處理。調查顯示，在張美文涉嫌收受的賄賂中，有1200萬元來自海南某公司實際控制人唐某。唐某為攫取非法利益，看準了張美文時任萬寧市市長、市委書記等職務的便利，以承諾給予工程好處費等進行“圍獵”。張美文面對“誘餌”失去了底線，利用職權為唐某承攬十余個工程項目提供幫助，其中2013年下半年和2014年國慶期間，兩次收受其送來的“好處費”各200萬元，并表示將上述款項存放在唐某處“保管”。

隨著權力與金錢結成的“同盟”越發牢固，張美文的“胃口”也越來越大，授意唐某通過幫其炒股的方式將受賄款“洗白”。唐某對于這樣的要求也心領神會，不僅以他人名義為其開設一股票賬戶，還將代為保管的400萬元及其它賄賂款打入其中，共計1200萬元供其投資。對于如此巨額款項，張美文知道后也并沒有說什么。

面對唐某如此精心策劃地“圍獵”，海南省紀委監委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多方提取有關證據，依法進行談話突破，在充分掌握唐某涉嫌行賄犯罪證據的基礎上，于今年7月20日指定陵水縣監委對其立案管轄，同日進行了立案并批準采取留置措施。

在破除“圍獵”者和被“圍獵”者攻守同盟時，各地紀委監委貫徹“寬嚴相濟”政策，實事求是對待行賄問題，審慎運用查封、凍結等措施。

比如浙江省杭州市紀委監委在查處此類案件時，強調“三個效果”注重綜合施策。如查辦的杭州臨安某公司法人代表何某行賄案，鑒于其配合調查態度積極、主動退繳不當得利的意愿比較明確，在采取措施過程中，既對其有所制約、又維持了其通過企業經營籌措款項的能力。如對其公司的挖掘機，僅扣押產權證明文件，未扣押實物。何某在解除凍結當日，就主動全額退繳不當得利5531萬余元。

探索推行行賄人“黑名單”制度，提高腐敗治理效能

受賄與行賄都是毒瘤。在全面從嚴治黨不斷邁向縱深的背景下，國家對行賄罪的處罰越來越重視。

監察法在第二十二條中規定，對涉嫌行賄犯罪或者共同職務犯罪的涉案人員，監察機關可以依照前款規定采取留置措施。《刑法修正案（九）》通過增設罰金刑、嚴格從寬處罰情節的適用條件等，加大對行賄罪的處罰力度。

在不斷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時，各地紀委監委依規依紀依法探索推行行賄人“黑名單”制度，不斷提高治理腐敗效能。

云南省紀委監委堅持“查受賄帶行賄、查行賄帶受賄”，在對受賄案件進行審理處置時，連同行賄人一并提出處理意見，綜合運用留置、紀律處分、談話函詢、教育約談等多種措施強化對行賄人的處理；陜西省在省級層面建立行賄人數據庫，將“圍獵”領導干部、存在行賄行為的企業和個人列入“黑名單”，實行動態臺賬管理。

海南省紀委監委在原檢察機關行受賄人員數據庫的基礎上，充分發揮紀委監委黨內監督和國家監察監督以及反腐敗組織協調職能優勢，對人員姓名、身份證號碼等關鍵字段進行分類梳理、補錄補正，方便辦案室組字段查詢，提高查詢效率。積極協調全省各級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采集2008年以來全省所有賄賂犯罪案件的判決書、起訴書、抗訴書、終結報告等法律文書共計四千余份，涉及行賄人員近萬人次，大大豐富了行受賄人員信息庫的數據信息，為建立行賄人“黑名單”信息查詢系統提供了基礎保障。

“監察體制改革以來，海南省紀委監委以科技手段拓寬審查調查信息來源渠道，持續加大對行賄人員打擊力度，堅決讓‘圍獵’者無處遁形、寸步難行。”海南省紀委監委相關負責人介紹，2018年以來，全省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查處涉嫌行賄人員322人，移送司法機關處理73人，有力支撐“受賄行賄一起查”的部署要求落地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