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中國建設如火如荼，如何找到推動其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頂層設計已經給出答案。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

　　當前，數字中國建設處于高質量發展關鍵期。權威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已達到45.5萬億元，占GDP比重已接近40%。隨著數字經濟在GDP中占比持續提升，其作為國民經濟“穩定器”和“加速器”的作用更加凸顯。

　　近年來，數字技術市場主體紛紛加大對傳統產業的布局力度，在農業、制造、能源、交通、醫療等多領域持續探索，取得初步突破的同時也面臨進一步深入發展的挑戰。在《中國經營報》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學者看來，“把實體經濟作為發展著力點”，加大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發展，激發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動能，正是增強經濟韌性、加快建設數字中國的關鍵鑰匙。

　　數字經濟發展處于關鍵期

　　“把實體經濟作為發展著力點”早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就已落定錨點。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曾明確指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

　　加快數字中國的建設正是增強實體經濟質量優勢的必然路徑。作為近年來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創新引擎，數字經濟的表現有目共睹。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年）》，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已達到45.5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6.2%，高于GDP名義增速3.4個百分點，占GDP比重達到39.8%，成為支撐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力量。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十四五”期間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路徑研究》報告指出，數據要素和數字技術能夠降低市場交易成本，促進產業分工，優化要素資源配置，提高經濟發展效率，優化勞動力市場結構，提高資本回報，更好地支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

　　公開數據顯示，2002年到2011年，我國數字經濟增速低于同期GDP平均增速，僅僅是國民經濟的一部分。“但隨著數字經濟在GDP中占比不斷提升，實體經濟的基本面已經發生變化，數字經濟正在從一種實體經濟中的‘新興業態’逐步轉變為實體經濟的‘普遍特征’。因此，衡量企業發展和經濟質量增強的目標也在變化。數字中國建設，也是數字技術重塑千行百業的過程，是實體經濟在數實融合中加速向結構更加優化的方向演進。”中國數實融合50人論壇副秘書長胡麒牧向記者表示。

　　根據信通院上述報告，2021年我國產業數字化規模達到37.2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7.2%,占GDP比重為32.5%。事實上，在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過程中，在任何產業，數實融合都是關鍵鑰匙。以“三農”領域為例，數字鄉村建設已經成為數字中國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都離不開數字化的工具和手段。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胡冰川向記者表示：農業強國的頂層設計就要求農業發展的模式是現代的、生產方式和組織方式是現代化的。當前，從上游的智慧育種到中游耕種收的結構性升級，到下游的智慧銷售，數字倉儲和物流，數字要素貫穿著農業現代化始終。

　　市場共識在于，在上一輪數字經濟發展浪潮中，改造重點主要分布于零售消費端、以面向個體為主。相比發達國家，中國產業數字化特別是制造業進程仍有較大提升空間，這其中，有硬件、技術水平限制，有數據共享不足，也有市場主體對數字化改造的成本和意愿問題。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在今年3月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數字經濟作為實體經濟的一部分，應該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在一些發達國家，數字經濟占GDP比重超過50%。加快產業數字化轉型，不僅可以提升數字經濟在GDP中占比，也可以幫助實體經濟實現提質增效發展。

　　數實融合拓展需要多方協力

　　記者注意到，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曾指出，數字經濟發展要以數據為關鍵要素，以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為主線。并提出建立市場化服務與公共服務雙輪驅動，技術、資本、人才、數據等多要素支撐的數字化轉型服務生態，解決企業“不會轉”“不能轉”“不敢轉”的難題。

　　從數實融合走向深水區的挑戰看，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數字經濟與金融創新研究中心聯席主任、研究員盤和林向記者表示，在數字化賦能實體經濟過程中，需要注意某些方面存在著從技術到應用的脫節。企業需要的是對癥的數字應用整體解決方案，而并非單一數字技術，而很多數字企業只掌握某項技術，只能解決某個問題。

　　此外，技術與實體需要并不匹配，且性價比低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突破。胡冰川透露，比如在某些農產品的溯源上，技術成本占到了每斤農作物售價的百分之二十。這就需要技術進一步降低成本，順應需求，提高可獲得性。

　　目前數字化在產業中上游、由銷售端到生產端過程中，需要多方面的協作。胡冰川在農村調研時就發現：很多在高原地區的蔬菜種植基地，政府修了路，但生產還缺乏必要冷鏈和上游倉儲，需要市場多方更多圍繞生產基礎設施的投入。他認為，未來在這一領域的數實融合就會進一步向智慧配套服務發展。

　　從產業關系看，數字技術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應該被視為第三產業的一部分。討論數字經濟、數實融合，實際上是在討論怎樣使數字技術企業更好為其他產業，特別是為第一產業、第二產業服務，使這些產業實現數字化。

　　胡麒牧認為，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繼續深入融合發展，在宏觀上，需要升級與之匹配的治理模式、人才培養標準以及技術和資本的支持機制；在中觀上，需要兼具社會公共服務屬性的平臺公司加大對傳統產業的理解和投入；在微觀上，也需要傳統企業自身轉變經營理念，敢于戰略性投入，把企業融入產業數字化轉型的一環上去。

　　盤和林也認同，數字經濟服務實體經濟應該著眼于共同富裕，特別是大型平臺要通過賦能小微企業來實現自身的發展。數字技術服務實體經濟應該著眼于綠色環保，比如數據中心和算力中心需要利用數字技術來推動節能環保，比如虛擬電廠依托智能算法來提升電網消納能力。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在今年9月一場圍繞數實融合的討論中就公開表示：經濟數字化、社會數字化、政府數字化互為條件，政府自身的數字化建設也要納入數字經濟總體發展模式去考量，在此過程中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

　　信通院上述《報告》指出，下一步，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需要在技術、產業、應用、治理、要素和市場多方面進行進一步鞏固強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數字化治理正處在“用”數字技術治理到“對”數字技術治理，再到構建數字經濟治理體系的變革中。上述變革中，需要政府、企業、學界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