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問：李 毅 中國平煤神馬集團黨委組織部部長、黨校校長

　　數據是新的生產要素，是基礎性資源和戰略性資源，也是重要生產力。請問，如何正確理解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

　　解讀：翟 云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研究員

　　2017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首次將數據增列為生產要素。由此，如何正確理解數據要素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就顯得尤為重要。破解了這個難題，就等于掌握了開啟數據要素賦能經濟社會發展之門的“金鑰匙”。

　　數據要素順應時代發展新趨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生產要素涵蓋了進行物質生產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及其環境條件，是社會財富創造的堅實基礎和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事實上，一個時代的生產力水平集中體現在這個時代的核心生產要素上。而生產要素又是一個不斷演變的歷史范疇，這就意味著人類社會發展演變不同階段的生產要素不斷發生著分化和重塑，彼時的生產要素地位也在不斷更迭變化。農業經濟時代，恰如威廉·配第提出的“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那樣，傳統農業經濟增長速度和質量主要取決于土地和勞力這兩種資源。待到18世紀60年代，蒸汽機的誕生拉開了工業革命的序幕，“機械化”時代的大規模機器生產迅速取代了人力，土地和勞力這兩種主要生產要素逐漸讓位于機器和資本。19世紀下半葉，西方主要工業國家爆發了以“電氣化”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企業家精神和科學管理體系快速成為獨立于資本之外的生產要素。20世紀中葉，電子計算機引領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使技術知識上升為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21世紀以來，以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量子計算等信息技術為標志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悄然而至，數據量和算力呈爆炸性增長，數據成為驅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生產要素。正如量子物理學家約翰·惠勒認為的，“萬物源于比特”“信息（數據）是宇宙存在的根本”。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要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可以說，數據正日益成為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主要技術手段和物質基礎，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浪潮已經來臨。

　　數據要素呈現獨特新特征。與土地、勞動力、管理、技術、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相比，數據無疑是生產要素大家庭的“新面孔”。然而，它超越了傳統要素的基本屬性、作用形態和增值方式，一躍成為數據時代搶占領先跑道的戰略資源。數據要素之所以能夠后來居上，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數據要素具有非稀缺性特征。稀缺性是指資源因無法滿足人類社會不斷擴大的需求以及無法實現空間上的均勻分布而呈現出稀缺狀態。然而對于知識、信息、數據等無形資產來說，它們因累積迅速且不占有空間而具有非稀缺的性質。數據要素的這種非稀缺性特征并非意味著數據無處不在、無時不在，而是有兩重特定含義：一方面，數據在共享過程中可以實現指數級增長。數據傳播鏈條越長，它的增量便如滾雪球般越發龐大。另一方面，數據可以在儲存允許的前提下重復使用、循環使用乃至無窮盡開發，因而它對推動經濟增長具有倍增效應。第二，數據要素具有強勁的流動性。流動性是生產要素產生價值的基本前提，不同生產要素的流程性程度存在天壤之別。土地流動性最弱，勞動力流動性次之，技術流動性適度，資本流動性較強，而數據流動性最強勁。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生產要素在流動過程中會呈現出形態迥異的特征。具體而言，勞動力流動和土地流轉既是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作用的必然結果，也是農民在限定條件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結果。技術能夠作為商品流通的前提是它具有先進性，如此方能在不同國家、地域、行業內部（或之間）輸出與輸入。投機性和逐利性是資本流動的基本特征，而資本在流動的同時常常會和其他要素裹挾在一起發生裂變，因此它對經濟社會推動作用更加顯著。作為21世紀的國家戰略資源，數據要素的流動呈現出速度更快、程度更深、領域更廣的特點，這也讓它成了生產要素大家庭中最富有增長價值的“潛力股”。第三，數據要素具有非排他性。排他性指一事物在一定范圍內排斥另一事物的性質，而經濟學視角下的排他性則指在技術上排斥他人使用的可能性，比如某人使用或消費一種物品時便阻止了其他人使用或消費該物品。由此觀之，資本和勞動具有明顯的排他性。技術雖具有非排他性特征，但與數據相比則遜色三分。理由顯而易見，數據本身具備的非常強大的復用效率使其可以按照既有模式在一定范圍按照一定權限重復使用，這無疑徹底顛覆了傳統要素的使用局限。第四，數據要素具有時效性。數據的重要程度與時間成反比，如超過規定時限，數據可能就變成沒有意義的數據了。比如，馬歇爾曾用森林中樹木與企業的初創、成長、成熟和衰退四個周期作比較，“歲月或遲或早都要對它們產生影響，他們逐漸失去活力”，當企業死亡（注銷）后，再對該企業相關的數據作分析就毫無意義了。

　　數據要素催生經濟社會新模態。數據要素不僅為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新動能，更重要的是，它還催生了一大批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一是數據要素加快了經濟數字化轉型進程。據統計，2012年到2021年10年間，我國數字經濟規模由12萬億元增長到45.5萬億元，在整個GDP中的比重由21.6%提升至39.8%。我國堅持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雙輪驅動，通過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的深度融合，充分激發企業在市場分析、個性定制、算法推薦、智能制造、精準營銷、科學管理等方面的創新能力，推動傳統產業在管理方法、生產模式、組織形態等領域進行深刻變革，不斷優化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和生態鏈，進而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加速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隨著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新零售”“新制造”“直播帶貨”等新模式不斷涌現，流量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標配”。二是數據要素成為保障社會安全高效運轉的動力源。數字時代給創造精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迸發空間。如“杭州城市大腦2.0”匯集了交通管理、公共服務等諸多領域的數百億級數據，展現出全國智慧城市建設“重要窗口”的“頭雁風采”。健康碼則更是成為抓實抓細疫情防控、順利實現“動態清零”的重要基礎。三是數據要素有助于增強政府治理效能、實現政府治理目標。“無證明城市”讓循環證明、奇葩證明成為歷史，“一網通辦”讓“數據多跑腿”“群眾少跑路”變成現實。“跨省通辦”推動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通暢運行，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由此走上快車道。“數據經紀人”則架起了政府、企業之間的橋梁，在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進程中發揮著“催化師”的作用。

　　數據要素引發國家治理新挑戰。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它在對傳統生產力的內涵進行拓展和延伸的同時也給國家治理帶來了一系列風險和挑戰，急需高度關注。一是數據安全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數據是互聯網的DNA和血液，從這個意義上說，數據安全既是網絡安全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國家安全的重要支撐。此外，我們必須注意到當前個人隱私、商業秘密等數據泄露問題突出，數據無序流動所帶來的安全風險日益成為影響隱私保護、社會穩定、產業發展、網絡安全甚至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這要求我們必須拉起數據安全繩，筑牢數據安全防線。二是數據共享開放問題。一方面，要消解政務部門內部數據共享中的“要數據比要飯難”困境，加快破除互聯互通難、數據共享難、業務協同難“三座大山”，清除制約數據共享的“攔路虎”，建立起按需共享的長效機制。另一方面，充分釋放公共數據價值已然成為數字化改革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然而要奏響公共數據開發利用的樂曲仍需破解多重困境，讓沉睡的公共數據“活”起來是擺在各級政務部門面前的重要議題。三是數據壟斷問題。這實際上是發展和規范之間的矛盾之源。近年來，一系列案例映射出數據壟斷正由傳統的經濟學概念演變為攸關國家主權的政治學范疇內的關鍵指征。四是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這是充分激發數據要素潛能的“牛鼻子”。近年來，伴隨著數據經濟新業態的蓬勃興起，數據交易所逐漸成為市場寵兒，不少城市競先搶灘數據交易新賽道，成為這條賽道上的領跑者。但此時一些問題亦逐漸浮出水面：如何消解數據定價難這個世界級難題？除數據交易外有無其他激活數據潛能之路？能否以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為破題口，從數據要素生產、流通、配置、消費的全流程齊發力，重構新型數據生產關系？這些問題需加快逐一破解。